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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11年第5期
 
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与体育学派的形成——PE派与SPORT派

2011/9/16 10:33:45 浏览次数 7907  

蒋德龙
衡阳师范学院 体育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运用学术史方法,对关于“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资料进行了归纳、分析和解读,力图还原体育学术史实,而有益于体育学术发展脉络的厘清,结论认为:续接国外的“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在我国历经三个阶段,伴有两个学术派别生成——PE派与SPORT派;体现的特点在于——百家争鸣的体育学术氛围,有自由讨论的体育学术平台做支撑,蕴含着坚定执著的体育学术信念,至上与世俗的体育学术兴趣相映成辉,完善了相反相成的方法论,留下的体育学术印记是继承与发展的,没有清晰的第三派参与进来;透露出的学术局限性问题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学者主体性的学术自由问题,对待国外体育学术以及传统体育学术应持什么态度的认识前提问题,学术价值、翻译规范、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等学术翻译问题,哲学基础和具体论证的方法论问题,谁来评价、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等学术评价问题。
关键词:“安德鲁斯三角形”;体育学派;PE派;SPORT派;学术局限
      

    改革开放,从思想上放开了中国学人的视野。有人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90年代,学界再次燃气五四时期的那种启蒙,那种批判,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中国体育的“奥运第一枪”、“女排精神”、“体育强国”、“体育三部曲”、“90亚运”、“北京奥运”等重大体育事件的正负与喜忧,一次又一次的刺激着国人的神经,一批批中国体育学人,从理论上对体育到底是什么,进行探寻、考证与争论。
    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可以说是体育学术界非常重大的学术事件,是关于体育的基础理论、证据材料、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重要学术问题。争论缘起1972年,算来近四十年了,期间学人陆续发表各自意见,各执己见,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两个不同的体育学派之间的争论,也即,争论的过程发现了两个体育学派。而且可能会继续争论下去。那么,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的真相是什么?包括为什么要争论、用什么方法争论及其实际、争论结果如何。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在体育学术界有什么价值?尽管这个争论还没有结束,本文试着从学术史角度,着重对争论过程、争论特点和争论的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回答,并试图梳理出体育学派PE派与SPORT派的形成及其特点。

1、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的经过
1.1 第一阶段:PE、PR与ES的关系之争(1972年——1982)
    罗依.格罗夫斯( R.Groves)在1972 年7 月出版的《教育简报》上发表论文[2],用图解[3](如图:翻译过来的图)说明体育(PE)、身体娱乐(PR)和高级竞技(ES)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情形。


    1975年,安德鲁斯(约翰.C.安德鲁斯,当时的国际体育教育联合会秘书长、英国学者)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中,引用罗依.格罗夫斯的图解,描述PE(physical education)、PR(physical recreation)、和ES(elite sport)之间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情形。翻译(熊斗寅与晓光的翻译差不多)为:“图二(即三角形)表明,体育教育和身体娱乐的基础越广泛(既有差别,又有部分重叠),竞技运动员的数量就越多;从越多的运动员中进行选拔,运动成绩的“巅峰”就越高。因此,基础的大小和顶峰的高度存在着直接的关系。[2]”并认为三角形所讲的基础越厚尖子越尖的观点是“代表了英国许多体育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思想。[2]”。
    1979 年,熊斗寅在河北省和天津高校的报告会上,做了《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的发言,其中有关于体育不同范畴的相互关系的描述,用“安德鲁斯三角形”说明我国当时体育的情况[3]。
1980年,安德鲁斯以《以体育教育为基础的竞技体育》(台湾《亚洲体育杂志》英文版1980年第一期)再次说到“安德鲁斯三角形”,并通过介绍穆勒的观点来说明,以“安德鲁斯三角形”为基础的金字塔理论,在描述基础和成绩的关系上“并不意味着完全正确。[2]”
    1982年,熊斗寅在《北京体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正式介绍了“安德鲁斯三角形”。随后,被引进了教材。可见熊斗寅在当时,是赞同三角形描述的PE、PR和ES的关系,而且认为是符合当时我国体育的实际情况。即体育由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组成,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基础越厚,竞技体育水平就越高。
    这一阶段可以发现,安德鲁斯三角形的争论首先是出现在英国,即PE、PR、ES在一个国家发展所占份额的多少问题(三种情况),也即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安德鲁斯三角形”并不是安德鲁斯本人的原创,是引用。原创三角形是罗依.格罗夫斯用来说明PE、PR和ES关系的几个图解中的一个。安德鲁斯本人并不完全赞同基础越厚尖子越尖的三角形图解。熊斗寅根据我国当时实际的体育情况,认为“基础越厚尖子越尖”的三角形图解符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的(后来并不完全赞同)而加以介绍。这个介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后来被写入了体育理论教材。
    而在我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论。这可能由于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学术争论的环境不怎么宽松。文革余威仍然在。而且,官方主流把它写入教材体现了权威性。所以,体育学派就是官派独占。体现出学术上的举国体制。体育学术上对国外的理论非常感兴趣(如今仍然是)。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1.2 第二阶段:PE与SPORT体育的概念之争(1983年——1995年)
    大概是1983年,林笑峰,向熊斗寅索取了关于安德鲁斯论文原稿,“为了彻底弄清楚安德鲁斯用法文撰写的这篇文章的真正含义,与两位法语专业翻译,三人一起,经过逐字逐句精心研究安氏原文,才最终搞清楚安氏引用这个三角形欲说明的最主要问题”[3]。发表了反驳文章,认为熊斗寅在翻译时候,偷换概念[4]。同年,林笑峰因体育概念争论,来到华南师大。
    卢元镇,1983年在《体育科学》第一期发表文章《论消遣和娱乐》(摘自1985年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体育论文选》,人民体育出版社,71-85),引用了罗依.格罗夫斯原始图解中的三个,包括三角形。认为“过去我国把国外的‘体育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译为‘身体锻炼’、‘大众体育’、‘群众体育’是不甚恰当的,因为这样未能反映出体育运动和消遣娱乐之间的真实关系,也未能反映出体育运动的完整范畴。”
    1985年,许仲槐、王国辉在《体育原理讲义》中,提到“依国际体育联合会秘书长约翰.安德鲁斯的现代体育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示意图,说明现代体育由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 即体育教育、群众体育和竞技运动),构成现代体育的整体。” [3]。
    1985年,曹湘君在《体育概论》中,说“国际体育联合会秘书长约翰.安德鲁斯( 英国) 用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包括三个小的等边三角形的图来反映它们(按指:竞技运动、狭义的体育、体育锻炼和身体娱乐) 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这个图为基础,给了这个大三角形一个总名,叫做‘广义体育’。并认为‘安德鲁斯并未标明图中大三角形代表什么,这是因为在西方一些国家常常不用体育这个总概念所致’。” [3]。
    1987年,熊斗寅出版的《体育现代化》(江苏《体育与科学》编辑部出版)专著中再次提到“安德鲁斯三角形”:“左图(指以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构成的等边三角形示意图)说明三者是一个整体、学校体育(原文为Physical education可译为身体教育)和群众体育(原文为Physical recreation可译为身体娱乐)是整个体育的基础,而竞技体育(原文是EliteSports可译为尖子体育或高水平竞技体育),这是在前二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影响,互为依存,相互促进,有着格切的联系(可能印刷错误应该是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个人在翻译和学习中的理解和体会。[2]”
    1988年,轲犁在《体育论坛》第2期发表了《坚持体育整体观》一文,认为要整体地认识体育,实际是认为为大体育概念,体育战略上“应该是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为前沿,以学校体育(或者青少年体育)为重点,以全民终生体育为最终的价值取向的整体战略”。而论证中,主要来源于对安德鲁斯三角形的解释:“英国的安德鲁斯选取了另外一个视角,获得对体育的另一种分类结构认识。他根据体育中不同活动性质或侧重追求的目的,将体育分成三个部分或三种成分。一个是PHYSICAL EDUCATIONAA身体教育,一个是PHYSICAL RECREATION身体娱乐,一个是ELITE SPORTS选手体育或者竞技运动。他用三个小三角形表示这三个部分,然后又把它们组成一个大三角形,就形成了体育的整体。”(配图)
    1989年熊斗寅在《体育论坛》发表文章《温故而知新——关于体育概念的思考》,对“偷换概念”的指责,予以回应。认为“在翻译技巧上是允许直译或意译,我们翻译的目的是让别人理解。如果用些看不懂的词语,令人费解就达不到翻译的桥梁作用,为了忠于原文加以注解和说明也是必要的。”。而且,“借用三角形来说明现代体育的结构和三者的相互关系还是可取的。尽管在体育分类上确实存在着分歧,现在的分法在逻辑学和分类学上都存在不合理的成分,但在没有更好的分类之前,我们只能这样约定俗成。试想如果没有分类,岂不更乱套了。从另一角度来谈,即使没有外国学者对三角形作介绍,我国多年来竞技体育上主张“基础大、尖子尖”,把竞技体育看成是提高,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看成是普及。这和三角形想说明的情况基本一致。这些提法对建国以来的体育工作起到过积极作用,现在看来,随着现代体育的发展,已经不完全符合了。但用这种三个等边三角形的重叠组成的三角形在描述三者的相互关系上有合理之处,它反映了现代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现实。”
    熊斗寅坚持地认为,“体育应该有个总概念,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臆造,而是体育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实践及其发展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对体育应该有整体观。不管分类如何,名称怎么叫法,体育的整体观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的话,我们就不应当有所怀疑。”
    在熊斗寅先生看来,体育要有一个总概念,这个总概念包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这是来自我国体育实践的,是对我国体育实践的总结归纳。“安德鲁斯三角形”就是大体育或者SPORT体育的一个好的解释,或者例证。即使在分类法和逻辑法上有不足之处,还是可以约定俗成的。
    1990年,林笑峰在《教育科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拨开“金字塔”上的迷雾 一坚持按体育的真义来领导和指导体育工作》[5]一文,认为国外以“安德鲁斯三角形”为基础的“金字塔”命题,是国外一些理论工作者,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从群众的糊涂观念中提取一个把体育、娱乐、竞技不加以分析,而混为一谈的错误意识。而我们采用偷换概念和正误颠倒的手法把这个命题加以美化,构成一种“三维”的、“多功能”的“大体育”,这是自欺欺人,是不可足取的。
    1995年,《体育学刊》由粤林编译的《体育概念六题》[6]中,对“安德鲁斯三角形”的来源以及本质,再次,基本上重复了林笑峰的观点。
    1995年,林笑峰在自己主编的《体育学刊》上发表《费克斯(Φκ_11c)问题辨析》[7]对大体育的理论来源(“安德鲁斯三角形”)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纵情批判。
    这一阶段的争论,应该从1982年开始的烟台风波拉开序幕,出现了竞技是不是体育的争论。林笑峰坚持真义体育,认为体育就是身体教育,竞技不是体育。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打压,甚至被停课而孔雀东南飞,1987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创办《体育学通讯》,1994年更名《体育学刊》,由教育部主管,中国高教学会体育研究分会主办,林教授任主编。可以说这是真义体育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在这块阵地上,林笑峰对当时的大体育概念,就“安德鲁斯三角形”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攻击。
    熊斗寅坚持认为“安德鲁斯三角形”,“这种三个等边三角形的重叠组成的三角形在描述三者的相互关系上有合理之处,它反映了现代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现实。”从现实出发,用整体的观点看,体育是需要一个总概念。“即使没有外国学者对三角形作介绍,我国多年来竞技体育上主张“基础大、尖子尖”,把竞技体育看成是提高,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看成是普及。这和三角形想说明的情况基本一致。”
    体育学界一些学者在一些研究中,也引用了熊斗寅介绍的“安德鲁斯三角形”作为证据。并且这些理论的影响范围和深度上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在争论过程中,真义体育学派开始了慢慢地酝酿。这也是真义体育学派主动攻击大体育(SPORT)学派,向得到官方认可的,得到主流认可的大体育学派发起的主动攻击。出面发表言论的还只有林笑峰一个人。

1.3 第三阶段:PE派与SPORT派的体育学派之争(1996年——至今)
    1996年肖正(熊晓正),在《体育文史》发表《体育是什么》[8]一文,从阐述体育经历了自在体育 (体育和生产生活揉在一起没有分离,是教育功能)、自为体育(体育从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功能仍然是教育)和自觉体育(体育从教育中突破出来,多功能)三个阶段的过程中,认为体育是一个整体,即大体育,而发出这样的疑问“体育就是‘身体教育’,把‘竞技运动’排斥在外,难道就是正确的么?”显然,这是批驳真义体育。
    1996年林笑峰,在《体育学刊》发表《“真义体育”之真义——兼答熊晓正同志质疑》[9],文章由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对“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体操(gymnastes<希>)、身体文化、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竞技、象棋扑克、体育运动”进行了溹源清流的考订与辩证,得出了体育之真义——PE(Physical education),而“体操(gymnastes<希>)、身体文化、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竞技、象棋扑克、体育运动”都不是体育,皆为非真义体育。国内认为“体操(gymnastes<希>)、身体文化、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竞技、象棋扑克、体育运动”是体育观点,则为错误认识。如说,“‘竞技体育’这个造语是从法国sportd elite(高级竞技)一语附会出来的,根本没有‘体育’之义,把sport(竞技)注释为体育,又把sportd elite(高级竞技)注释为‘竞技体育’,这完全是脱离其真义凭想象捏造出来的”。又说,“八十年代又把法文的高级竞技(SE )、身体娱乐(PR)、身体教育(PE) 三者构成的‘大体育’说成是‘体育运动’。这就形成了一个土概念加上了两层洋概念的更加复杂化的情况。”。这是在暗射“安德鲁斯三角形”。
    这篇文章里,说到了“由说体育是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到说是发展身体的教育,这就提高了一步。由说体育是发展身体的教育,到说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这又升华了一步。今后对休育概念的认识,应该是提高和升华,不应该倒退。”的观点,2009年得到了崔颖波的批判(见后文)。
2002年,郝勤有可能主观想对真义体育与大体育的争论进行调和,在《体育文化导刊》上发表文章《S与P的宿缘—关于竞技与体育关系的回顾与思考》,但郝勤首先认为“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是通过锻炼来提高个人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教育行为;竞技运动则主要是以比赛为形式的身体娱乐活动。”。(这显然是真义体育的观点)。然后,阐述了S与P的关系在欧美国家的发展轨迹和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其中提到“19世纪上叶,竞技运动究竟算不算‘体育’,在欧洲大陆曾爆发长达10年之久的激烈争吵。在大陆人看来,只有建立在近代人体解剖学和力学基础上的体操运动才是最完美的‘体育‘;而在户外泥泞与尘土中争夺胜负的竞技运动只是野蛮人与下等人的游戏,与高尚而纯洁的‘体育‘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指责说,户外竞技既无严密的自然科学根据,也没有卢梭《爱弥儿》那样的哲学基础,完全没有资格登上神圣的教育殿堂。”
    这样,郝勤的努力,自然卷入争论之中。2003年,毕世明在《体育文化导刊》上发表文章《<S与P的宿缘>续说》,认为郝勤表述时的体育有时候是大体育有时候是真义体育。
     2004年1月,韩丹在《体育与科学》第一期上,发表《谈我国体育体系的根本性大变革》,在解读一个文件过程中,认为我国体育体系将要进行第三次变革,传统的以“安德鲁斯三角形”作依据之一的大体育理论也就因改革而解体。这篇文章陆续得到了大体育派的反驳。
    2004年3月,熊斗寅,首先在《体育与科学》发表文章《“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思考———兼与韩丹等同志商榷》[10],对韩丹批判予以回应。并在坚持体育的整体观基础上,提出体育概念的本土化(1999),应该“把汉语‘体育(tiyu)’推向世界”。
    这篇文章立即得到了韩丹的最为激烈的反驳。
    2004年9月,韩丹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谈“安德鲁斯三角形”对我国体育的误导——兼答熊斗寅同志的商榷之二》,认为:“‘安德鲁斯三角形’,是体育整体性理论的重要依据或支柱,但是经过考察,却发现这个‘三角形’实际上是安德鲁斯批评和否定的一种旧意识的图解,却被我们包装成现代体育的结构理论,以‘秘书长’的权威在我国宣扬,这是一个违背科学精神的怪现象。用这种虚拟的理论,来证实体育的整体性和总概念,是不能服人的。”
    2004年5月,毕世明在《体育与科学》发表文章《没有根据的设想——评说<我国体育体系的根本性变革>》[11]参与讨论,认为:“体育的总概念是在实践中诞生、发展的,广大人民群众都认可的;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有了反映体育总概念的词汇。只认可侠义的体育、否定体育总概念,才是真正的旧观念,应当改变。”
    2005年1月,崔颖波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 是日本的体育总概念——兼论怎样把握一个国家体育的概念》[12],也参与讨论,对韩丹关于SPORT在日本的翻译进行了反驳。(崔颖波所谓的体育实践是从日本“体育法、体育发展中长期计划、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名称”归纳出来的)(2010年韩丹认为“我们留日的青年学者不少,而在这类根本性学术问题上下功夫的却不多,有的竞至把“体育”同 混为一谈,学到了一些表面层次的知识,没有把握日本体育思想的精华,是应当深刻反思的。”(体育与科学 《论体育的源流与早期意义对我国体育的启示与改革意义)
    2005年5月,崔颖波再在《体育与科学》发表文章《 为什么能成为日本体育的总概念——兼论如何理解sport(s)概念》[13],进一步梳理了日本体育的总概念。
    2003 年,王学锋在《体育文化导刊》发表《中国体育SPORTS化问题辨析》[14],认为将SPORT翻译为体育,可能主要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因此,我国体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转变简单、落后、僵化的思维方式,加强逻辑思维修养,走出体育‘SPORTS’化的误区,从而把体育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落实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轨道上来。”
    2004年6月,王学锋在《体育文化导刊》第六期上发表《走进体育语言——对体育与竞技思维混乱问题的认识》[15]的文章,指出中国体育思维有十大问题,然后根据90年代林笑峰对“安德鲁斯三角形”的批判,做好十个“靶子”,一一射之。认为“大体育”之说是“偷换概念、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做法,为‘已成为体育大概念’之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认为:“‘金字塔大体育‘之说被误用后,带来三大危害。认为中国体育(CPE)要现代化,思维工具得现代化,就要走世界体育(WPE)现代化之路,走欧美国家和日本体育现代化之路,即“由‘体操教育’到‘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完善人体的教育’之路和由‘体操教育’到‘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建设身体的教育’之路。”
    2004年7月,王学锋在《体育与科学》发表《真义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贡献》[16],认为真义体育的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不论在过去和现在的国内外都是对中国体育的改革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而认为SPORT体育使用的思维是直觉思维方法,而有很多局限或者不足。
    2004年11月,王学锋在《体育与科学》上撰文《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两种“硬伤”——从概念分析到转变思维方式兼与熊斗寅先生商榷》[4]对熊斗寅《“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思考———兼与韩丹等同志商榷》进行反驳,通过引用和电话咨询林笑峰,指出大体育派在材料、逻辑上的硬伤。
    毕世明于2004年在《体育文化导刊》第10期发表《评说<走进体育语言>及其前篇》[18],从体育的客观实际出发,在8个方面就关于体育总概念,对王学锋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谈了自己的看法。
    2007年9月,崔颖波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中日两国身体文化领域的上位概念变迁———兼论将体育一词译作Sport ( s) 并不是“偷换概念”》[19],通过对中日两国身体文化领域的上位概念的梳理,阐释一个国家身体文化领域的上位概念的变迁存在不同的形式。从而论证将Sport ( s) 译作体育并不是“偷换概念”,对王学锋关于“偷换概念问题进行了反驳。
    2005年9月,王学锋在《体育学刊》发表《划界与批判——论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主体性思维结构问题》[17],从理论思维结构上,认为 SPORT体育那种重视实践,重视现实是超出了理论领域,应该被遗弃,要成为牺牲品。 批判了SPORT体育。
    2010年5月,黄洁,黄玉珍,胡科,在《体育学刊》发表《论身体教育亦是向善,竞技运动也可求真——兼与王学锋商榷》,提出:真义体育论持有者从思维差异角度审视竞技运动与身体教育的差异,认为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分别对应“真”与“善”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真义体育求真不向善、竞技运动向善不求真;通过研究提出:身体教育求真也向善、竞技运动向善也求真[24]。    2007年,韩丹又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谈跳出中国看体育》[20]的文章,把“安德鲁斯三角形”又做成一个“使用外文资料造成误导”的靶子,拿出2004年在《体育与科学》发表的观点,进行投射。
    2009年11月,崔颖波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21],通过梳理日本和欧美国家体育(指体育教育)发展,对王学锋认为中国体育(CPE)现代化道路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日本‘体育’没有经历由‘体操教育’到‘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建设身体的教育’的发展演变,欧美‘体育’也没有经历由‘体操教育’到‘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完善人体的教育’的发展演变。”同时,对林笑峰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也进行了反驳
2010年2月,张军献在《体育学刊》发表文章《寻找虚无上位概念一中国体育本质探索的症结》[22],在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关于自己真义体育的特点后,认为熊斗寅、崔颖波等SPORT体育派的“整体观”,是在寻找不存在的“虚无的上位概念”。
    2010年9月,崔颖波在《体育学刊》发表《“寻找虚无的上位概念”并不是我国体育概念研究的症结——与张军献博士商榷》[23],从国内外的现实出发,认为国内外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概念和教育范畴的体育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概念在我国属于“术语内含变化型”,也即我国体育概念的体育可以翻译为SPORT也可以翻译为PHYSICAL EDUCATION。可以看出,一般意义在崔颖波这里,是全部、整体的意思,仍然是整体观。
    这一阶段的争论,自从林笑峰的《体育通讯》更名为《体育学刊》,有了教育部主管,“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就从前一阶段的关于PE与SPORT体育概念的争论,转变为PE派与SPORT派之间的学派争论了。这个阶段10多年来,有众多体育学者参与进来。可以发现在人员组成、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上来看,参与争论的学者形成了有比较明显的学派特征的两个阵营。
    当然,体育学派的形成有很多因素起作用,“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可以说是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安德鲁斯三角形”好比一个道具,通过道具推演的是体育学界关于体育是什么的一台经典体育学术历史演艺。下面我们对主要角色的两个学派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特点 与问题进行分析。

2.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的特点及问题的比较分析
2.1学术信念
    学术信念是研究者对研究活动的价值判断,表达了研究者对其研究活动和个体与社会发展的坚定认识,是研究文化的内核[25]。
    SPORT派学术信念是站在国家层面,强烈关注社会现实,以现实需要为基准,包含有政治的经济的。熊斗寅始终坚持自己对“安德鲁斯三角形”的基本观点不变,是因为熊斗寅用“安德鲁斯三角形”与中国的体育现实相比较,发现其与中国体育现实基本相符。目的就是中国体育现实需要。崔颖波认为,PE派的研究是在学术研究里面的研究,没有讲研究放在现实里,是忽视现实的研究,顶多也是一家之说。
    可以看出,SPORT派的学术信念与国家层面的体育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SPORT派认为体育概念研究,必须与体育社会实践的新动向和新变化联系在一起。将论证的依据喜欢锁定到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文件(崔颖波在论证日本体育总概念时候,用日本体育法律、体育机构名称。),还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当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有代表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并不一定就是追求真理的学术。毕世明也用到这种方法。这是中国传统士人入世的忧国忧民的表现吗?
    也即SPORT派对其研究活动和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的认识,体现在偏向于社会发展。SPORT派的研究活动,从研究文化角度来说,其研究文化类型可以说是一种学者文化。这种学者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学者文化现实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们学者文化中强烈的实践意识和使命意识。 [25]”。熊斗寅就具有这种使命意识,说“我总认为,现代体育在我国也已有近百年历史,为什么我们就提不出中国的体育理论,究竟中国的体育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来回答,何必整天去跟随外国人的理论和提法呢?”。进而提出体育要用汉语“TIYU”来标记。
    PE派的学术信念,显然是求“真”,讲究反思与批判,追求学术自由,理想色彩较为浓厚。林笑峰对中国体育理论上学习国外,实践上随风摆,进行了反思。在追溯与考据体育本义在国内外的历史源流中,认为体育的真义是PE,是教育中的一部分。而批判性地认为职业化的竞技运动不是体育。这批评被认为是否定中国体育事业的成就,而受到政治打压,但是,林笑峰仍然坚持真义,不服气。就是SPORT阵营中的谷世权,后来在《二十年前的一场争论———忆1982年“烟台会议”》中,也提到“‘真义体育’学派至今坚持不悔,既可看成是坚持信念而不变,也可以看成是“压而不服”的一种表现形式吧?”。PE派总喜欢出来批判,说SPORT派,借体育之名,行竞技之实,“中国真正的体育被竞技娱乐取代,增强人民体质的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培养身体教育工作者的体育系科课程被游戏竞技取代,弄得体育教师只会教竞技运动,不会进行增强体质的教育工作,使所有受教育者受不到增强体质的教育。[26]”。使真正的体育“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围攻下被剥夺话语权”、“增强人民体质的真义体育上资源配置薄弱,造成了体育健身与竞技娱乐的资源配置失衡。[27]”。
    PE派的这种学术信念,相似于真理文化: “这应该说是一种传统学术文化的延伸。其中综合了各种关于纯粹知识和学问的认识与想象。其核心价值是“真”,将这一超越性的“真”与人类活动相结合才产生了善与美的标准。而且,“真”惟有坚持彻底的批判性, 才能超越善与美的人为标准。因此,学术成为了学者群体的事业, 这个事业的准则虽然历史地受到了既成体系的概念和理论的规约,但从本质上却能够时时保持检讨和质疑的精神与勇气。这是批判文化的精髓。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研究者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是“旁观者”,承担审问和判断的职责;市场、政治等外部力量总是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学术文化是欧洲学术传统的中坚,也是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粹。[25] ”
所以,坚定整体观,坚定总概念,坚定面向体育社会实践,是SPORT派的学术信念;执著要分开,执著真义,执著自由,是PE派的学术信念。可以说,坚定是实践需要的坚定,分开只能是理想上的分开。也即理想上要分开,实践上是分不开的。
    也可以这样比喻地理解,SPORT派学术信念强调“身”上的价值,价值认识体现在客观现实上,如崔颖波认为PE派“缺乏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这是一种实然;PE派学术信念强调“心”上的价值,价值认识体现在主观理想上,正如王学锋在《真义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贡献》中,提倡美国的“概念”体育(CPE)的重要性,是强调思维或者心在学生体育课,锻炼身体的重要作用[16],这是一种应然。这样,PE与SPORT相比,似乎PE比SPORT这个大体育可以理解为一种更大的大体育。

2.2 认识前提
    一是认为外国的关于体育的理论具有权威性,具有真理性,至少具有先验性。认为这样的理论拿到中国来,可以“包治百病,解释一切”。对理论的背景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这在认识上是有偏颇的。换句话说,就是认为中国的体育比外国的体育在实现中是落后的,在理论上同样是落后的。既然人家的体育发展的比我们要早,我们的体育要赶上、追上、乃至超过人家,自然是要向人家学习,以人家为榜样,借鉴人家。对国外的体育活动、体育制度和体育理论就要学习,或模仿,或移植,或借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模仿、移植、借鉴应该有规律的。模仿、移植、借鉴的什么?是活动还是制度还是文化?如何模仿、移植、借鉴?是不是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取舍呢?而是一“拿来主义”,就“照着说”。如,SPORT派把国外的“安德鲁斯三角形”一引进来,就广泛宣传,而且编入教材。PE派对在各个时期,都有这种片面的认识。
    二是认为自己的传统里没有,也产生不了能够使现今中国体育发展得更好的理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在“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的过程里,PE派和SPORT派基本没有把理论和证据的触角投回有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明。没有“继往”。熊斗寅倒是用到了汉语拼音“tiyu”,但不够深度。
    以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认识上的问题,认为自己学术传统里没有,也产生不了体育发展的理论资源,自然就到外国寻求和探索,去“拿来”。
    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化里,应该可以找到SPORT派和PE派各自所需要理论资源。特别是按照SPORT派,可以在中华文明中梳理出,适合现代和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体育活动、体育制度以及体育文化的资源,比如气功、中医、武术等。PE派在方法论上的选择,特别喜欢理性,喜欢科学,而对中国传统的思维进行批判。这离传统中国越来越远。
    当然,接着说和照着说,都不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意,创新才是学术研究本真之意。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要复兴是不是就要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呢?

2.3  学术兴趣
    学术兴趣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注意强度和维持程度, 是学术文化的动力源泉[25]。
    PE派的研究对象,在教育范畴里面,可以理解为,PE派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化了的身体运动。必须要教育化,所有的身体运动,只要是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和设计的身体运动,都可以成为体育。体操、国术、田径、游戏和球类只要是优秀的人类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体育的内容。其注意强度和维持程度,主要系于人的培育上,系于人的健康和完善发展。而职业化的,商业化的竞技运动不是其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如,林笑峰在一次接受采访中[28],认为体育是全民族的体质健康问题,属于国民大计,是民生问题。快90岁的林笑峰,对所持研究对象的注意强度和维持程度可见一斑。可以联系到一种对健康、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至上的追求。被认为是“曲高和寡”[29]。
    SPORT派的研究对象,除了PE,还有ES,还有PR,也即是“安德鲁斯三角形”。正因为其研究对象有三大块,是大体育,也就注定注意强度和维持程度得到了分散。这样,自然要求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实际上,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有所侧重。有过PE侧重时候,有过ES侧重时候(比较多),现在比较提倡PR。这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进行的一些调整和修改,其在研究提出的理论也就有了与时俱进特征。如,熊斗寅在不同时期关于“安德鲁斯三角形”的观点,是有所调整和修改,在1979年、1982年、1989年和2004年都是有所区别的。在这里,“安德鲁斯三角形”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真正含义,是不是原来的“安德鲁斯三角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体育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其注意力就要转移,这种理论当然就要修改和调整。正如熊斗寅在1989年《体育论坛》发表《温故而知新——关于体育概念的思考》中提到的,“要洋为中用,为我所用”。熊斗寅说,“即使没有外国学者对三角形作介绍,我国多年来竞技体育上主张‘基础大、尖子尖’,把竞技体育看成是提高,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看成是普及。这和三角形想说明的情况基本一致。”。这样看来,“安德鲁斯三角形”只不过是当时中国体育社会实践的一个注脚而已。如果PE派仍然抓住“安德鲁斯三角形”不放,显得有点“故意找茬”,SPORT派注意力的强度和维持度从来就是体现在中国体育社会实践需要上和行动上。多少,这种兴趣带有悲情的艰难的世俗性。
    世俗性的学术兴趣,自然带有此岸性,强调现时现刻,需要全身参与,国家受到列强欺凌就要培养强悍的战士——军国民体育,国家需要金牌就要培养运动能力极强者——竞技体育,国家安定团结就要休闲娱乐——休闲体育;至上性的学术兴趣,偏向于对彼岸的向往,终极的追求,理想中完人的培养,需要仰望星空○1。完人的健康、自由和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其他资源的关注与配合。

2.4 学术自由
    从外部来看,政治意识有干预。政治意识对学术干预过多,就会对产生学术知识的机器进行监管和约束,对不利于政治的学术性知识也就有过滤作用,从而产生的学术知识就有整齐的计划性。也即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以及报刊杂志,都是“一个模子”制造的知识。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就打入“另册”。如,PE派的林笑峰在20世纪80年代,所产出来的关于体育的不同声音,受到了不公正待遇。SPORT派跟政治意识联系紧密,SPORT派知识的学术性是不是要比PE派知识的学术性就要低?这种是不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一种惯性呢?再如《体育学刊》的网络平台的体育学术讨论区域,在里面发表的一些言论,如果触及政治,或者与政治有关,就会被删去,而以“xx”号代替。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民间力量明显不够。从《体育学通讯》更名《体育学刊》开始。体育学术平台都表现了比较统一的官方性质。这里面可能蕴涵着一种危机,也即PE派会不会慢慢地丧失其独立性和学术性,转而侧重与SPORT派“争夺话语权”与“争夺资源配置”。
    外部的学术不自由,也可以理解为体育学术的主体性不强,学术的独立性不强,容易受到官方的宰制。也即学术的中立性表现不够强。如果说“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在早期,被政治绑架的话,那么,后来就越来越显得向经济献媚了。比如PE学者明言要争夺资源配置,其资源更多的可以理解为经济资源。
    当然,纯学术是不存在的。任何脱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学术,是难以繁荣发展。所以,在学术与政治经济之间那种“度”的艺术的把握,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关系可以理解为:学术好比“体”,政治经济好比“用”。
    从争论内部来看,至少可以从争论的平等和对对方的态度来思考。
    首先,是否认为体育有绝对的本质,也即能不能找到体育本质,是认识的起点。PE派认为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认为找到了,或者,发现了体育的本质——是为了健康,或者健身。而否认竞技娱乐不是为健身,也就不是体育。这样,PE派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真理在他们手里,于是显得“高人一等”。现实中的某些错误都是SPORT派没有找到体育真理的原因。是以体育名义行竞技之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PE派的体育本质,这是一种理性的本质[34]。
    SPORT派,认为体育就是SPORT,其本质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社会文化,包含了“PE、PR、ES”,只有这个本质才是对现实的火热的体育正确的概括。认为PE派是僵化的,没有时代性。这种本质,可以理解为事实本质[34]。
    这样,双方认为自己找到或发现了体育本质,对方没有找到,或者找到的是错误的,体现自己的优越感。这样,独断论就容易出现。
    所以,这个争论就显得是不平等的争论,就是不平等的学术对话。有没有体育的本质?我们能不能找到体育的本质?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体育的本质是不是表现为一种探求呢?既然是探求,那么探求的道路也就不是一条,可以有多条。
    其次,是对争论对方的态度问题。
    也正是认为自己找到了体育的本质,所以,在争论过程中,对对方的态度不是那么宽容,显得“理直气壮”。在措词上不“客气”。如PE派的早期批判语——“出自一偏之情弄虚作假,借西方新思想耸人听闻之名行骗人之实。这样作法,不是骗西方人,只能骗本国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把西方已经唾弃了的陈旧的错误意识捡来当做新思想,有失我伟大中华民族的尊严。”后来说出的“偷换概念”、“逻辑硬伤”还是算客气的了。
    学术对话,有人认为是应该在争论的过程中,扩大对自身的把握,对对方的理解。只有在把握自身的过程中,明白自身的学术观念上的、方法上的不足,同时在理解、发现、借鉴对方在学术观念、方法上的长处。这样,就可以说,学术对话或者学术争论,才能够激发、盘活学术生命,使学术生命生生不息。而不是关于“真假美猴王”。这样,才能够双方都遵循“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原则,不是一味各自表态,也没有尴尬的争论[35]。

2.5学术平台
     “旷日持久”的“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40来年),体育学术期刊发挥了重要的窗口和阵地作用,为争论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学术平台。
    有曾经的《北京体育学院学报》、《体育论坛》、《教育科学研究》。也有经典战场的《体育与科学》。还有从《体育文史》变更的《体育文化导刊》,从《体育学通讯》走来的《体育学刊》。还有《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等。
    争论的过程中,这些体育学术平台似乎形成了“新三国”——《体育学刊》、《体育与科学》和《体育文化导刊》。也即主要的三个体育学术平台。
    并且,这三个学术平台不是“各自为战”,相互攻击,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体育学刊》本来是PE派的阵地,但是能够发表SPORT派观点的文章。《体育文化导刊》与《体育与科学》更是全意为人“做嫁衣裳”。
    这样,体育学术期刊就形成了自由、开放和多元的学术平台,起着支持、扶持,宣传、鼓励的作用。

2.6  学术翻译
    学术翻译,是件“苦差事”[36],需要“格外小心”[37],是[38] “凿通语言墙壁与人类文化的互文”,既要“借照邻壁”,也要“还照临壁”,达到“透义性”。原作是要有学术价值的,故而要熟读原作,对原作的思想倾向有把握。翻译规范上,要对等,找不到对等,可以音译。最好有译者自己的注释。
    “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中的翻译问题,PE派认为SPORT派在翻译时,是“偷换概念” [9]”,是过时的 [7]”,是语词概念双脱落 [39]”
     PE派与SPORT派关于翻译问题,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一个是有无学术价值问题,PE派认为“安德鲁斯三角形”是过时的,学术价值受到质疑;另一个是翻译规范问题,不能找到对等词,要音译;再一个是翻译与学术研究的结合问题。 [40]。
    学术翻译第一注意的是选择学术价值高的原作。 “安德鲁斯三角形”学术价值如何呢? 现在看来,其论述是有局限性的,安德鲁斯和熊斗寅在后来都承认“并不意味着完全正确”。       但有人认为“一部学术著作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时代的脉搏和当时社会的要求,产  生了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并且对今人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那么,就可以说它是有价值的。”。正如熊斗寅1989年,2004年认为 “安德鲁斯三角形”对今人,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第二是翻译规范问题。“安德鲁斯三角形”中的翻译,符合翻译规范吗?熊斗寅认为符合规范 [2]”。因为,在熊斗寅看来,按照当时社会上的约定俗成,是可以这样翻译的,并且他还加了注释的。正如钱钟书说的要达到“互文”。外国的PE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学校体育,PE与学校体育的意思上是对等的。“互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双方的最优秀的部分相互照应,相互促进。但是,PE派和SPORT派在翻译的时候,表现出的都是“单一”的,也即没有体现出中华文化,特别是反映中华体育文化的意蕴在其中。这种翻译看上去带有“贩卖”性质。把国外的另外一种文化移植过来。
也许是熊斗寅在争论中得到了启发,翻译确实注意学术价值与规范,他后来创造性地认为用“tiyu”来标记体育。
    第三是翻译与学术研究结合的问题。这就要求译者是饱学之士,在所翻译的这个领域应该是个专家。专家,至少得是对自己的传统的关于体育的本质理解透彻,对国外要翻译的东西有透彻的把握。

2.7 方法论
    学术研究之所以如此,其背后的方法论起着指导、引导、规范作用,使学术研究活动符合预定的目的性,或真、或善、或美。方法论,也即关于学术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是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30]。
    PE派的学术研究活动,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倾向于形而上、抽象○2。在研究过程中康德、笛卡尔出现次数较多。为知识主体思维结构的理念。多用“分”,越“分”越小,“分”到看不见——无限。喜欢用形式逻辑进行论证(属+种差)。具体研究方法喜欢以“考据”法,以“汉学派”自喻。如,PE派认为体育属于教育范畴,教育就有理想色彩,培养成理想中的完善的完人。通过“索要原文逐字逐句”考据“安德鲁斯三角形”的原义。而对重在形的SPORT提出批判,说SPORT派以体育的名义行竞技之实,使真正的体育奄奄一息。体育的奄奄一息(持续近30年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原因果真是由于SPORT派“惹的祸”吗?也即与PE派没有关系,或者如果按照PE派的主张,一下就可以扭转过来吗?
    PE派在论证的时候,对于时空表现出界定模糊和发展变化的脉络不清楚。在时间表述上出错或者一笔带过,在空间表述上喜欢把多个空间糅合在一起。体现不出时空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联系的观点。这也是SPORT派攻击的地方。
    比如,韩丹在《谈“安德鲁斯三角形”对我国体育的误导——兼答熊斗寅同志的商榷之二》中,把熊斗寅向国内介绍“安德鲁斯三角形”时间1979年说成1977年,把“安德鲁斯三角形”原文发表时间1972年引用为1992年[3]。这是对时间的不敏感。
    再如,林笑峰在《“真义体育”之真义——兼答熊晓正同志质疑》[9]中,韩丹在《“体育”就是“身体教育”——谈“身体教育”术语和概念》[41]中,都就体育的概念问题,把英国、法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摆在一起作证据,来证明其体育的本质。但是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关于体育概念进行“考镜源流”,而是抽取其需要的“点”,没有联成“线”,没有把其中的联系勾连出来。
    SPORT派的学术研究活动,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具有非常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多用“合”,“合”成整体。论证常用“自然语言逻辑、历史概念类集” [31],也可以理解为辨证唯物与历史唯物。SPORT派在这里,不禁让人想到自晚清以来,魏源、龚自珍的经世思潮。经世思潮正好是对“汉学派”的一种批判思潮,把视野锁定在现实,锁定在日趋腐败落后与备受列强欺负的现实。
    世俗化的,此岸性的SPORT派哲学基础,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倾向。社会的、时代的任务,要求SPORT派关注现实的需要。落后挨打就要“军国民”,东亚病夫就要用金牌来证明,同时要商业化、职业化和产业化。重在“眼前”,如果“眼前”没有搞好谈什么健康谈什么幸福?这样,在这个重“形”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向不到的问题,可能就忽视很多,带来损伤、兴奋剂、黑哨等问题,就很难有健康的重视了。
    可以看出,这是两种方向相反的不同的方法论。一个走向无限小的方向,一个走向无限大的方向。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
    那么,他们能不能“殊途归一”呢?可以理解为相反相成的方法论。有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也许能够说明:SPORT派好比千里马,PE派好比伯乐,千里马要有大作用,需要伯乐。
    这里,可以这样理解,SPORT派好比邓小平的“猫论”,中国的经济是大发展了——拿到很多金牌。PE派好比温家宝的“仰望星空”,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但是“道德滑坡了”——青少年体质持续近30年下降了。
    这样,PE派与SPORT派的矛盾,就使人想到经济学上的斯密悖论——人性经济上的利己与道德上的利他。
2.8 学术印记
    体育学术研究的印记,应该从上个世纪初期就开始了,以“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开始为界限,前面时段学术印记,暂且不论。我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安德鲁斯三角形”争论的三个阶段来看,对体育的认识,可以从学术印记的宽度和深度来理解。宽度上,表现为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学术人才、学术资金的相互配合和壮大。深度上,表现为学术信念、学术兴趣与学术规范或者学术道德的有机结合和成长。总体上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关于体育是什么的知识增量。
    PE派从开始自立门户,就一步一个脚印,从论文到专著,一篇篇一部部,从一个人到学术群体(学派),一代又一代(有比较明显的师徒传承的渊源关系)。内在的主线是形而上的主体知识型思维、形式逻辑和先验的考证。步步逼近体育是什么:竞技不是体育——职业化的竞技运动不是体育——体育是PE。体育在这里抽象出的是其个性,强调从身体的运动走向精神、理念、信念,追求健康、自由和幸福的彼岸。
    作为主流的SPORT派,其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简直就是“漫天飞”,影响力在现实尘世中,势力范围很大,有较为强势的学术机构、学术基金。内在主线是形而下的客观当下思维、自然逻辑和事实说话。明确指出体育是什么:体育是体操——体育是“体育”——体育是SPORT。体育在这里归纳出的是其共性,强调“这个时候”的运动到“那个时候”的运动,只求此岸的参与、竞争、和谐。
    继承和发展,也可以依照邓正来的两大“知识铁律”来理解,也即通过回到经典,阅读和解释经典而产生知识的铁律和对经典进行批判而产生知识的铁律。那么,PE派和SPORT派是否回到经典和批判经典呢?
     “回归经典,实际上就是回到经典命题、回到经典问题、回到先已存在的理论思想脉络当中去。” [32]。回归经典,不仅是对一种研究性阅读与研究性批判的实践, 而且也是试图建构某种进入大师思想、开放出问题束的方式方法。依凭文本、循道而行,尤其是严格遵循知识增量的内在逻辑,便是这种方式方法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在内,因为“常自疑其知” 乃是我们基本的学术追求,甚至是我们的学术方式本身:惟有在厘清大师思想与自疑其知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构起某种新的理论问题和某种理论[32]。
    在体育学术界,经典命题至少包括体育本质、体育特点、体育功能,也即关于体育概念。
    PE派似乎有自己关于体育概念的理论思想脉络,回顾、归纳和总结从古希腊先哲开始,历经中世纪后的法国卢梭,再到德国、瑞典,以及日本。同时,回顾、归纳和总结过程具有批判性。认为体育的本质属性是教育性和身体运动性,其功能健身与教育功能。也正是这个回顾、归纳、总结过程及其批判性,PE派在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边界越来越清晰。有这样的清晰度,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体现出了关于体育学术知识的增量。如PE派开始很重视用考据法进行研究,对“安德鲁斯三角形”的来源进行溯本考源的努力,后来用逻辑学的方法,现在用的是哲学方法来考究体育真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关于体育学术的积累,同时也使得PE派的影响及其地位都有所提高。但是,其在批判经典上做得不够,总认为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有价值。似乎其具有永恒的高尚的价值。世俗的体育现实的“恩恩怨怨”都是SPORT惹的祸。显得那么纯洁、高雅和不食人间烟火。
    而SPORT派,因为关注现实,其“回归与批判”的理论脉络,带有中国传统仕人“变易观”痕迹,是经世思维脉络,功利目的比较明显。曾经追溯的“安德鲁斯三角形”只不过一注脚而已。这种变易的理论,恰好说明其善于根据体育实践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批判,修正。但是,回归经典上,总是很难找到经典。PE派有卢梭、施皮斯、威廉姆斯,SPORT派有谁呢?
    从上面可以看出,PE派和SPORT派能够对“体育这个东西”起到互相补充的,促使“体育这个东西”发展——知识增量。

2.9  学术评价
    体育学界,在这场争论中,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除了有比较鲜明特征的PE派、SPORT派外,似乎难以找到第三派(第三派可能没有卷入进来)。不是说没有不同意见。但是仔细分析,在哲学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似乎都可以划归到PE派或者SPORT派阵营。顶多算是似是而非的第三派。也即,如果要有第三派清晰地出现,那么,其在哲学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有个明确的界定,且要区分于PE派和SPORT派。
    这似是而非的第三派学者,有卢元镇、任海、张洪潭、陈融、易建东[33]、胡科等。这些学者批判PE派“毫不留情”,也对SPORT派“看不上眼”。他们有点两面性和骑墙性。这些学者都在体院或曾经在体院呆过,体院曾经属于体育总局(目前还有),但是体院同时又是学校,多少和教育部有联系,这样似乎可以说天生就具有两面性或者第三派的可能性。
    这不禁要问,难道不可以在体育学术界有第三派吗?或者体育学界还不具备产生第三派的条件?
还可以这样问,进行体育学术研究,要不要进行站队?是不是年轻的学者先不要站队,两派的学术营养都要吸收?或者为了某种需要也来个“潜伏”?
    “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推演出来的关系之争、概念之争和学派之争,我们发现,并没有谁出来、依据什么以及作出什么内容的学术方面的评价。
    谁来评价呢?一个是争论的双方或者体育学术界没有谁出来对之进行评价。一个是其他领域的或者某权威进来进行评价。
    王学锋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思维方法特征以及影响进行过评价③。试图超越出来,但是带有的先见或者门户之见,不免最后也滑落下来。好像自己把自己提起来离开地球一样费了功夫,作用不明显。
    也许SPORT派占据主流之位,崔颖波强调自己的论证在现实中“看得见”,很少对对方的思维方法进行评价,也不标榜自己的价值,靠的是事实就是如此,追求的是事实方面的真理。
    曾经有哲学界的学者进到或者关照过我们体育学术④,但还没有发现就“安德鲁斯三角形”,其他领域的学者或者权威进来评价。
    这样,关系之争、概念之争、学派之争难免显得“自说自话”。或许这是不需要谁来评价的。只让历史来评价。
    评价的话,标准或者以及依据又是什么呢?科学的标准?真理的标准?意义的标准?价值的标准?
    PE派的学术评价标准倾向于理性,SPORT派学术评价偏重于标准实践性。

3  结论
    续接国外的“安德鲁斯三角形”之争,在我国历经三个阶段,有两个学术派别生成——PE派与SPORT派。体现的特点在于:百家争鸣的体育学术氛围,有自由讨论的体育学术平台做支撑,蕴含着坚定执著的体育学术信念,至上与世俗的体育学术兴趣相映成辉,完善了相反相成的方法论,留下的体育学术印记是继承与发展的,没有清晰的第三派参与进来。也透露出的: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学者主体性的学术自由问题,对待国外体育学术以及传统体育学术应持什么态度的认识前提问题,学术价值、翻译规范、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等学术翻译问题,哲学基础和具体论证的方法论问题,谁来评价、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等学术评价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注释:
①王学锋引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话做一篇文章结尾:“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②林笑峰在1989年《体育观的辨析》中,批评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育观,是因为其落脚到运动技艺上,自认为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体育观,是落脚到增强体质上。他把体质当作“物”,把运动技艺当作“心”。实际上,可以看出,没有运动技艺的形成哪有体质的增强呢?而且还要有其他因素对体质的增强有影响呢?有点颠倒。后来王学锋就明确提到了康德、笛卡尔。
③王学锋在《真义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贡献》中,认为因其具知识主体思维的逻辑方法,对中国体育发展具有永久性贡献。
④《体育与科学》曾经邀请其他领域的学者来讨论有关体育的问题,比如哲学领域的张之沧先生发表过《论身体教育的迫切性》,并引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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