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治进  左新荣
安徽医科大学 体育教研室，安徽合肥　230032；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体育在推进农村社会移风易俗、引导农民形成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及良好的身体素质方面，有着其它工作事物难以替代的价值作用。文章在充分肯定农村体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从社会学视角阐释了随着卷入全球化交往和冲突的中国农村社会，在体育的社会化发展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其发展的成果，而普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并对其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因从“城乡二元化、思想观念、经济条件、城镇化水平”四个维度进行了一定层面的理性分析。
关键词：转型期；农村体育；滞后；分析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13亿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有8.0739亿，占总人口的63.91%[1]，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历史地看，要解决好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必须首先牢牢抓住农村这个核心环节，需要各行各业从不同的角度做好农村工作。体育，由于具有陶冶情操、振奋精神、娱乐身心和促进社会稳定团结等多方面的功能，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呈现农村居民良好精神面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它可在推进农村社会移风易俗、引导农民形成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及良好的身体素质方面，有着其它工作事物难以替代的价值作用。随着中国社会在逐渐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农村也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农村体育——这一现代性塑造手段，已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内容而倍受关注。

1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事实判断
    随着卷入全球化交往和冲突的中国农村社会，无论在经济交往还是在体育社会化发展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普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就农村体育工作而论：一是在我国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尚不完善和发达的今天，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不尽如人意。仅以1999年（体育科学第1期）发布的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结果来看，农民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等大部分指标低于科技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工人等人群，部分地区的农民仍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种传染病的高发人群[1]，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既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又影响着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愿望。二是农民自身对体育文化接受的教育不足、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忽视农村体育工作，没有把体育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摆到一定的位置。例如，一项对安徽省74个县全民健身问题的调查表明，农村领导干部认为农民是体力劳动者，不需要参加体育锻炼者占67.2%[2]。三是对农村体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在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中，教育兴农和科技兴农战略以及科技、文化和卫生的“三下乡”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制定了诸多相应的扶持政策，而反映在农村体育方面的扶持政策几乎没有或十分单薄，造成约62%的小康乡镇评估验收指标中，没有体育方面的内容[3]，部分省份如安徽农村乡镇一级配有专门负责体育管理干部的仅有25.8%、设置专门行政机构管理乡镇体育的只占13.2%、配置社会体育指导人员的仅有12.6%[2]。四是农村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十分缺乏。据一贴网络信息反映，截止2002年10月部分省份（山西、安徽、江西等）近86%的农村原有篮球场地移为它用，尚存者多数则是有场无板[3]；有关学者在对四川川南地区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把无场地和无人员指导的原因，当成制约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第一因素的受调查者达到42.07%[4]。五是农村体育配置的组织机构多数形同虚设，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在目前安徽农村乡镇体育活动组织工作中，仅有3%的乡镇经常组织开展体育活动，39.4%的乡镇偶尔组织，而57.6%的乡镇则从未组织过农村体育文化活动[2]。由于没有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部分农村地区，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及非法宗教活动泛滥和猖獗，引发出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六是行政机构改革后县级体育部门与其他部门合并，未处理好部门中不同类型工作的关系，削弱了体育工作，使体育的专职干部和专项经费减少。如陕西省在近年社会转型县级机构改革中，107个县（区）仅有一家保留了体委机构，其余基本上被撤销或合并[1]。诚然，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或堆积，在宏观层面上，无可否认则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之基本取向，在农村工作呈现出的一个问题侧面。由此，如何解决或在什么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体育工作能否健康推进的关键。

2 转型期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相对滞缓之社会学分析
2.1城乡二元化拉大了“农村”进一步边缘化的处境，带来农村体育工作开展的举步维艰
    农村体育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所具有的二元化特征所决定的。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由于是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因而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差别与地理差别相互重叠、相互加强，也就是说，城乡差别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差别，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差别，而这种社会差别既内在地趋于地理差别为基础，又内在地包含着城乡不同维度之间的张力。二元社会结构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理性地看，在现今多元差异、不同层面和维度相互交织的开放过程中，无论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城市”，还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农村”，其实都不是一个给定的、不变的常量，它们必会逐步缩小其距离，会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下，将其等级上的差异逐渐淡化或“抹平”，未来多中心和互动式的开放文化格局将逐步代替“中心—边缘”之传统不平等的社会格局。然而，全球化在中国所包含的冲突和对话机制，可能为消解“城市”的中心地位提供着条件，但至少在现阶段它有利地支持和保证了城市的发展，而拉大了“农村”进一步边缘化的处境，由此带来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体育工作开展的举步维艰。
2.2 思想观念保守：阻碍农村体育工作开展的主观因素
    在体育运动全球化热潮不可谓不高的今天，我国农村在对待体育的组织动员来说，一些地区一些群众还存在不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体育活动误认为是单纯的肢体活动，这样极易把体力劳动当成体育锻炼，从而对体育活动与体力劳动关系认识不清而产生误区。二是对体育功能的理解存有片面性。在传统观念看来，体育就是蹦蹦跳跳，消闲度假，属个人行为，无需组织，更不需要花钱玩耍。这种对体育的偏见时至今日也未完全消失，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农村居民对体育健身活动缺乏热情，甚至对“花钱买健康”更觉得幼稚可笑。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愚昧的观念在部分乡村干部身上有着很强的积习，使他们在体育活动的组织发动阶段，非但未能起到带动和引导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反而给本来就难以发动的群众热情泼了冷水。三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错误的理解。一般来说，物质文明具有显形性，而精神文明则相对有一定的隐型性。由于有这样的特点，体育这一享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隐性事物，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乡镇或村干部为了争取“短期效应”出“政绩”，便把两者区别为一硬一软，有精力就硬软兼顾，无时间就保硬丢软。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和工作方式，极大地阻碍了农村体育工作的有力开展。
2.3  经济条件落后：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客观事实
    2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向全球开放和交流中，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要清醒地看到，在脱贫越奔小康的过程中，因农业的基础比较脆弱，加之“入世”后对农业的冲击，农村经济形势严峻不仅已成为制约“三农”利益实现的一个瓶颈问题，更是阻碍农村体育工作难有突破的一个重要成因。农村经济条件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农民收入较低。200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5914.9元，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136.4元；东部地区12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3649.4元，比全国水平高1215.4元；中部地区9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2170.6元；西部地区10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05.8元，分别比全国水平低263元和828元[5]。其次，农民收入中生活费用占了相当的比例，恩格尔系数偏高。2003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0.1%，比2002年的52.6%下降2.5个百分点[6]。湖南农民的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分别为91.5%和58.6%，比同年湖南全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80.4%和恩格尔系数43.6%分别高11.1个和15个百分点；比同年全国农民的消费倾向73.6%，恩格尔系数53.4%高17.9个和5.2百分点[1]。再次，尽管中国政府在“十五”末致力于缓解贫困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近年税费减免，粮种补差等惠农政策走上了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农村居民“绝对贫困”的状况已呈现出逐年缩减的趋势，但出于长期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正逐渐凸现，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生活尤其是西部地区处于低水平的温饱型区间。例如，从西部地区20%低收入农户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2004年20%最低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77元，只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58.5%，其他各项支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均存在较大差距[6]。如此等等诸多反映中国农村经济条件差、恩格尔系数攀高不下的现状，既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加速期需要背上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负，又是不得不接受农村社会转型——全球化进程中伴生而来的各种代价阻力之社会问题，这便使得中国的农村体育工作因经济匮乏而困难重重，欲谋其整体而有效的发展将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2.4  城镇化水平偏低：遏制农村体育工作有形开展
    城镇较之乡村而言，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城市社会学家张鸿雁指出：“城镇社会区别于乡村社会的内容之一，就是城镇社会有完整的、系列的、具有可享受性和创造意义的休闲文化，包括明确分割的休闲时间、广泛的休闲文化设施、多样的休闲文化内容和多元的休闲文化行为”[7]。可见，城镇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反过来说，满足人的需要是城镇的功能和目的所在，当然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功能指标问题，而是一个生活质量的目的问题。由于城镇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具有一致性，因此“十五”期间，中国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大力发展城镇化战略，尤其是加快了处于都市化体系中之小城镇的建设进程，这一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并向城镇化高层次转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目标，也是农村居民步入自由支配和享受时间增多而使纯劳动时间减少的进程。从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农村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而非农化的基本途径在于城镇化，但由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毕竟十分短暂，发展还十分不够，农村居民人口的比重依然巨大。这一状况所引发的所有问题，如同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答案一样，农村体育工作发展缓慢或难以推动的现状，在这里同样也可以找到原因。因为，城镇化水平低，在影响社会消费增长的同时，体育消费比重也就必然过低。依照城镇化生活特点来看：即“一是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具有同时性，二是要求有超限人口……”[8]，这一特点不仅对文化、娱乐、饮食、健身、旅游等需求作为产业来经营成为可能，而且更会为促进经济活动减少农业人口、减低农村居民地域区位差异，提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建设赋予了更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中国目前只有3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9]，近70%的农村居民无疑将难以改变他们对已十分熟悉的传统的区位及身份关系的认识，而加大了对“务农行业”以外的必要性生活方式的理性排斥，显然对他们来讲体育文化，在这里无疑就会存在看不懂或与已无关的问题，或是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城里人众多游戏人生的一种奢侈内容罢了，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村体育工作的开展。由此而论，中国城镇化不足制约着农村体育工作的有形开展既有历史角度的补课，又有面临全球化新经济形势下农村居民再教育的新问题。

3  结语
    诚然，影响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因绝非上述维度的常态分析，它的复杂性既有结构性原因，也有非结构性原因；既有普遍的社会历史性原因，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诸多影响原因的复杂性和交错性，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种方案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也就必然增加了制定解决措施的成本（或难度），从而在“效率优先、轻重缓急”的社会旨意中，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再度加剧农村体育受到抑制或难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的农村整合机制尚未建立，即使当下政府职能部门对农村体育的发展寄予良好愿望并进行规划和资本投入，但因体育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尚不属于提升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医疗、教育等选择的迫切性手段，而仅作为辅助生活质量的一种文化内容，无意去做主观的努力或精力投入在一定阶段内将会依然如故。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我们需要做的也能够去做到的一些基础工作则是：将伴生而来的各种农村体育工作阻力的社会问题，不仅需要从观念方面施以修正、提高对体育生活方式的理性认识，更需要从政策的角度、设施的投入——进一步去培植有利于农村体育开展（或成长）的环境和稳定的、有保障的支持系统。这亦是社会转型期农村体育这一子系统得以有效发展的首要主题。

参考文献
[1]陈宁.全民健身概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143,147,148,149.
[2]周志俊等.安徽省农村乡镇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5.30,31.
[3]张发强.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1999,1.5.
[4]陈宁.川南贫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证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35.
[5]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农业信息网.2002年10月6日发布的信息（下载资料）.
[6]马洪等.2003-2004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16,19.
[7]徐明宏.休闲城市[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56.
[8]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7.
[9]张中元等.人居资本[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