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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育茶座 : :
回归体育(一)
2016/11/3 10:24:51   浏览次数: 643 次 

卢元镇

 

    文化大革命走进第八个年头,其意识形态走到了穷途末路,其“兴奋剂”效应已经失效,多数人处于心灰意冷的彷徨、等待的状态,展览工作再也找不出新的主题来刺激这个麻木的社会了。

自展览馆并入地区文化工作站后,我经常赋闲,无所事事,这虽然是文革期间多数人在多数时间里的常态,但喜欢做点事情的人总觉得不合适,甚至有一种被淘汰的危机感。于是,我就与杨精华先生谈了我离开展览馆的想法,他征求我的意见:去哪里?我说,就去地区体委吧!因为骨子里还是眷恋着体育,体育似乎像一门宗教,一旦皈依过她,就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疏离,总会有一种吸引力把你拉扯回来。而且,我不去干体育,还能干什么呢?

他很快帮我把调令办来,我平静地接下,准备去迎接新的使命,新的生活。

1974年春天我手持调令到地区体委报到时,恰逢邓小平再次失宠,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冲天而来。一路走过来,满街贴的都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传、“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似乎第二次文革的祸水又要来临,人们一个个缄默无语。

但此时,人们的政治热情已经没有那么旺盛了,经过了八年的政治游戏,被耍弄了多次的民众都变得聪明了,“圆滑”了。大多数人都在观望,甚至在怀疑:中国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一种民怨在大众心里积蓄着、沸腾着,并且逐渐公开化,似乎捅开它就只剩了一层窗户纸。

当时的晋东南地区体委,还处于军管状态,军代表是军分区的一位科长,姓张,人很老实,诚恳。我去后不久,就撤消了军管,来了一位新的主任,叫郭玉仓,原是沁源县的县委书记,“解放”出来后就举家搬到长治,主持体委工作。他的到来打破了体委几个人争抢体委领导权的美梦,后来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执。

    我来自展览馆,社会已经把我定位在了“文化人”的圈子里。所以一到体委就把我留在办公室,分管宣传工作。地区体委的工作,只有三项,其一是组织当地的群众体育。现在写体育史的人常把文革期间的群众体育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候的体育不懂得什么为国争光的金牌战略,更谈不上什么职业体育,主要精力就是用在群众体育上了。工会和教育局也很配合,我们出力,他们出钱,职工体育和学校体育搞得很有声色。其二是应付省里的各种比赛,特别是省运会,为此要层层选拔运动员,组成代表团。那时业余训练寄生于学校,而且因为都是业余运动员,体育部门没有什么就业负担。地市之间虽有些竞争,但决没有达到彼此敌对的程度。其三是举办地区体委自己组织的群众竞赛活动。我没有特定分工的工作,什么事情上来了,就帮着去做什么。

我的主业是宣传,负责起草和下发文件,但我的工作常被专职打字员掣肘,于是我下决心去学中文打字。在尚无电脑的时代,机关里使用的都是老式的中文打字机,要把几千个汉字、英文字母、标点符号在字盘中的位置记得一清二楚,因为一个个铅字都是反的,肉眼常常会看不清楚。我要像用筷子拣起桌上的米粒一样,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再捶打到蓝色的蜡纸上。这是一件十分劳神的事情,但我很快就学会了,适应了,并独当一面开展工作。

当时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适应过程,让我无意中体验了一次毕升活字印刷术的过程,为我适应90年代的电脑中文录入和北大方正的王选排版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的第二项工作是摄影,体委把一台老式的120 相机交给了我,我开辟了一件暗室,配置了放大机、工作台和冲洗设备。这件工作我很喜欢,我为同事们洗放了许多照片,也为自己留下了不少影像作品,学习了摄影和暗房技术。那时养成的摄影爱好,到了21世纪的单反相机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了我退休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晋东南职工篮球比赛是当地的一件大事,犹如NBA在美国一样,比赛期间球场内外人山人海,一票难求。当地的几家大型企业都养着自己的球队,彼此相互较劲,打到决赛的时候,急红了眼,还真担心出事。我负责这项球赛的组织工作,除了制定规程,还负责协调裁判员队伍。当年的裁判员队伍结成了行帮,很难管理。我与这些老家伙们以诚相待,和他们结成了好朋友,他们很给我面子,因此每次比赛都顺利地拿下来了。这一段实际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对我几年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每场比赛一开始,我就坐在记分台旁,负责现场讲解,文学和朗诵功底帮助了我,生动幽默的讲解给比赛平添了活跃的气氛。多少年后,我回到长治,还有人说起当年听我讲解篮球的情境。作家赵瑜曾这样写到:“卢老师并没有直接带队当教练,却很快在当地出了名。那时,长治城乡篮球比赛频繁,凡强队大赛,多在体委灯光球场,蜂屯蚁聚,人山人海。卢老师出任大赛首席解说,京腔纯正且妙语连珠,用词用语书面化,文化意味深厚。场上跃动着两位裁判,二人高低错落地驰骋于赛场,形体动作专业而夸张,衍生滑稽效果,再加上卢老师迥异于土著话语的煽情,把个赛场搞成了大型相声专场,给那时的苦难观众带来了久违的欢笑。体育在阶级斗争血火大战之后,给民众心灵以抚慰,实在难得。那种赛场火爆的实效,比后来宋世雄或孙正平的解说,更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在新世纪,我多次参加在苏州举办的“全国篮球文化论坛”,并做主题报告。这时在我心目中常常沸腾起对篮球的感情,好像就是在那时种下的某种因缘。

1976年秋天,打倒四人帮后,人们心情十分舒畅,那年的篮球比赛更是人们的精神大释放。于是我想再给比赛添点色彩,就提出在露天球场上设置一个比赛的电动记分牌。过去比赛显示比分用6叠号码布,红蓝各三叠,分别为个位、十位、百位,由记分员翻动,很土气,还时常出错,甚至引起纠纷。于是,我先让工人在球场的西南角高处造起一间显示牌小屋,从电业局请了几位工程师来设计。那时还未进入电子时代,他们提出用几百只步进式继电器来操纵电灯泡显示,用电线接通记分台,这几百根电线绾起来成为一根杯口粗细的一条长达数十米的电缆,造成了一台联动的电动记分台。我们熬了十几个昼夜,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稳定了下来,实现了山西省地市级城市的首创。当那年的职工篮球赛决赛结束,最后一个比分出现在记分牌上的时候,我兴奋极了,激动地掉了眼泪。那间狭窄的显示牌小屋,被几百只灯泡烤得有四、五十度高温,我们完全忘记了酷热。当晚我请几位师傅美美地喝了一顿酒,庆祝我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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