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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竞技的泡沫及其终结
2016/4/26 16:40:50   浏览次数: 713 次 


前  言
    又一届奥运会即将开幕了,一场新的金牌大战也将随之拉开帷幕。经过八年时间,人们越来越冷静地思考北京奥运会的功过,审慎地思索中国体育的命运。早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曾有不少研究预料这将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里程碑,也可能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分水岭。从亚洲近邻日本、韩国举办奥运的经济、政治状况和申办后体育发展的比较,显示出这样的规律性。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各项改革纷纷出台,而相应的体育体制改革未能及时跟上, 2001年申奥成功以后,体育改革基本陷于停顿,那么,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拦路虎是谁呢?精英竞技,及其让它苟延下去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精英竞技既是绑架体育改革的有力借口,也是它不愿意在深化体育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的内在理由。

一、中国精英竞技泡沫是如何形成的?
    任海先生认为竞技运动的本意是参与者在竞争的环境中,本着诚信自律的道德精神,遵守安全、公平的比赛规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对抗,相互激发潜能,促进其身体、心理和社会行为健康发展的体育活动。
    他认为竞技运动的存在价值在于它的教育意义,这种在竞争环境中的身体对抗和冲突可以激发青少年的潜能,培养其品格,达到和谐共进的结果;竞技运动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它以道德自律与法律约束方法,摆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竞技运动这种特殊的社会教育作用是任何其它学科、其它文化形式不能替代的,是必须大力的、普遍的加以推广的。
    然而,精英竞技与之背道而驰。它不以人为本,而以运动成绩为本,导致成王败寇;它忽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它只提供观赏,追求精英竞技的经济和政治等效益;它强调选材,准入门槛极高,社会包容度低,是一种小众运动;它游离于社会参与之外,与其他部门合作空间极小,虽有体育社团但徒具虚名;它的人才结构不是正常的金字塔,而是柱型的、甚或是倒金字塔型的;它实施的是“顶层修补”,忽视基础建设;它消耗极大的社会资源,加剧了体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人们撒播下去的竞技运动是龙种,收获的精英竞技竟是跳蚤。那么,形成精英竞技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体育基因的先天不足
    1. 群体本位的文化价值导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个体的价值体现于其对群体的义务。文化的价值取向完全聚焦于群体利益而忽略或否认个人价值。竞技运动只有在被赋予集体(特别是国家)的意义时才获得正当性,而其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多被忽视。
皇权文化专制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中国古代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发展的内容和重点发生了变化。东方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于伦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追求动静的统一,以静为主,强调内外的平衡,天人合一,重协作而轻竞争。反映在体育活动方式就出现了导引养生术、气功、太极等。而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除唐代马球外,几乎没有以“力度”、“野性”等张扬自我的体育运动。于是在“中庸平和”、“温文尔雅”的儒家文化背景下,才出现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无绝对胜者”的东方“游戏”诠释。
    2. “仁”文化与“礼”文化阉割了竞技运动必须的社会平等观念
    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依靠伦理秩序维持,“仁” 治其内,“礼”拘其外,达到社会和谐。“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衍生出臣民、顺民等各种人际关系准则。 “礼”则确定长幼尊卑亲疏的等级名分并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中国体育文化却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运动几近于零,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弱势部分。
而竞技运动的灵魂是公平竞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平等的思想基础。而竞争,特别是社会内部的竞争更是传统文化的大忌,因为竞争直接威胁到“仁”与“礼” 小心翼翼维护的等级制伦理秩序。
    3. 强调和谐的传统哲学理念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与重关系、轻规则的特征,有别于西方的“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
    4. 游戏精神缺失
    中国儒家文化讳言休闲、抵制休闲、贬斥休闲,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统治思想,休闲便失去了它在社会结构中应有的地位,休闲缺乏社会存在的正当性。于是,各种休闲活动、游戏娱乐活动遭到贬斥,人们用“玩物丧志”、“游戏人生”和“业精于勤荒于嬉”告诫年青人在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发展逻辑中没有玩耍游戏的位置。中国有发达的游戏实践,却无相应的理论来探究玩耍和游戏的教育功能。直到今天游戏理论、休闲研究才小刚刚轻移莲步,心翼翼地走出闺房,等待大众的评说。
    竞技运动的本质属性是游戏,旨在满足参与者自身娱乐身心的需要。在竞技运动中人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外在功利目标的工具。当竞技运动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撑时,就只能成为少数人参与的精英竞技,于是,本为玩具的竞技运动沦落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
    (二)民族主义是精英竞技的思想基础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竞技运动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找到了稳定的思想根据。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然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到处出现了世界性的国家分裂、社会崩溃和民族纷争的状况。不管是被解释为文明的冲突、宗教的战争,还是定义为族群的分歧、石油的争夺,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在作怪。
    民族主义也给体育运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它使人们一叶障目,忽视体育本质和多数人对体育的多方面的需要,形成了偏失的体育价值观和价值取向,造成竞技运动的严重异化;民族主义可以拉近政府与体育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变得十分密切。一方面竞技运动需要政府给予特殊的支持和资助,一手扶植起来了精英竞技;另一方面政府对竞技运动实施干预有了来自“民族”、“国家”的借口;于是就建立起了精英竞技的国家垄断性的管理体制。
    (三)举国体制是精英竞技的保护伞
    由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国家为买方,体育部门为生产方和卖方,精英竞技为商品的基本关系。与多数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竞技运动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这个体制中集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经营者、经纪人、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于一身。
    由于强势政府的操控,这种体制是具有很强优势的,它的决策阻力小,组织能力强,集中资金快,经营环节少,这种体制可以使竞技运动弱势国家、后发国家迅速实现崛起,并能顺理成章地将国际竞技运动竞赛中取得的成果解释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政治制度的优势。
    在这种体制下,精英竞技应运而生。
    (四)“竞技运动理论体系”对精英竞技的推波助澜
    据中国竞技运动权威人士田麦久先生的观点,竞技运动理论体系由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参赛学和竞技运动管理学四个部分组成。不难看出运动员选材学,是竞技运动的第一道高门槛,在“起跑线上”就将99.99%以上的少年儿童拒之竞技运动门外,应该说是很不人性的。以“项群理论”为核心运动训练学,解决运动项目的多种分类方法,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运动训练中的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绝大部分训练仍在“三从一大”的方法中盘桓,拼时间、拼强度、拼负荷,最终拼伤病率和淘汰率。参赛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事着金牌数量的预测和比赛过程中如何运用“四两拨千斤”谋略设计、田忌赛马式的运筹调度,以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战争逻辑。而竞技体育管理学则是在为“举国体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奠定理论根据。精英竞技的实践催生了竞技体育理论体系,而这种理论又使精英竞技的实践穿上了理论外衣。
    (五)传播媒体对精英竞技的偏好
    中国的体育价值观,并不遵从文化理论建设的结果,而是跟着传播媒体的好恶而行。而传播媒体服从于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广告效益等经济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竞技运动的发展水平应由竞技运动基础和实力表现两方面来综合考察,然而媒体关心的只是实力表现的那一刻,以迎合观众的欣赏需求和追星心理。即使是对实力表现的评价,各国都有所不同,我国确立的是“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标准。而对奥运会成绩的评价,有的国家以奖牌总数,有的以夏季与冬季奥运会金牌或奖牌总数,有的以人口平均金牌数或奖牌数,有的以国家经济总量平均金牌数或奖牌数,而我国则仅以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总数。这一评价方法对回避金牌的含金量,掩饰竞技运动基础的薄弱,而突出运动精英的价值是最有效的。

二、精英竞技泡沫下面究竟是什么?
    (一)精英竞技的政治风险
    1. 政府不得不站在竞技运动的政治风险的风口浪尖上
    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有骨气的民族都把金牌视之为瑰宝。然而,与获取任何稀缺财富一样,争夺金牌必须付出代价并承担风险。过去我们对获得金牌正面的政治效益评价较多,如金牌对激发民族意识、爱国精神所起的作用等等,而对竞技运动可能隐含的一些负面政治效应避而不谈。
    竞技运动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由竞技运动比赛结果的预先不可确定性决定的。因此金牌的归属往往会大出人们所料,如果将这样一个偶然几率极大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归于政府,真称得上“命悬一线”,如北京奥运会上突然出现的刘翔因伤病退赛,让政府措手不及,应该引为教训。政府主动把体育这类游戏、竞技文化胜负的偶然性承担起来,并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来解释,其危险性和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在国内,竞技运动比赛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无论全运会、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体育大会,还是省运会、市县运动会,实际就是同级政府之间的比赛。这就使各级政府很忙、很累、很担心,也很无奈,因为这些比赛都是以一级政府的信誉作担保的,也因此运动会的成绩成为部分官员升迁任免的根据,于是金牌这个“硬指标”成了评判政府体育工作高下,体育官员业绩优劣的主要根据。而全民健身,群众体育作为一种“软任务”、“软指标”只能放在一个从属的次要位置上。近年来,全民健身与奥运战略的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体育总局2007年组织的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数据,我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16岁以上成年人只占同龄总人口数的8.3%,加上学生的数量也不过28.2%,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未见其好。
    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些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将这些因素转嫁到政府身上,因而降低政府的权威性。政府必须变更自己的角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以获取对国家竞技运动的高位监督权、指挥权。
    2.比赛结果的“谎言化”大行其道
    在这种高风险的压力下,促发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有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流行在体育界的几句名言就是这些现象的写照:第一句是“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 第二句是“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 第三句是“不要犯法,也不要犯傻”。假球假摔、冒名顶替、窜改年龄、贿赂裁判、分配金牌、违禁药物等许多问题,因有“坚强后盾”支撑而屡禁不绝。
    中国足球的黑赌事件旷日持久,经历了坊间传闻、球迷呐喊、记者查证、石沉大海,到去年警方介入,终有了是非判别,捉住了几只肮脏的手和几只龌龊的脚。当年从球迷呼喊球员“下课”,到叫嚷教练“下课”,到直逼三位常务副主席“下课”,逐步升级,直到今天网民质疑他们背后体制存在的问题,完全符合认识过程的逻辑。今天,如果不真正从体制上入手,一揽子解决问题,跟在赌球案之后的是什么,仍然让人迷茫。
    其实,问题不单单出现在足球一个项目上。体制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其他已经进入职业化的项目中同样会发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问题也还不仅在进入职业化的运动项目上,长期以来,竞技运动界的很多谎言化的问题被逐步放大。比如,运动员大面积的篡改年龄、运动员大面积逃避义务教育、兴奋剂的屡禁不绝,并向下蔓延,这些都是在体制掩护下的公开秘密。至于为各种运动会上的“分配金牌”求得份额所行的贿赂,已经被无奈的称为“公正费”而大行其道,其黑幕拉开决不亚于足球赌球。
    行政垄断的结果必然走向封闭,在“体育系统”成为一个特有的封闭概念后,竞技运动公开化、透明度下降,包括赌球在内的黑箱操作成为常态。由于封闭,外部的监督变得十分软弱,譬如,社会舆论和业内人士都对全运会多有批评,但自鸣得意的反应却是:“好评如潮”。国家审计单位对它的审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对抗,也是一例。几年前,国家体育彩票中心的一次“窝案”,轻描淡写而过,还是一例。由于封闭,变得不思改革,不思进取,竞技运动管理体制成为中国各项事业改革最为落后的一部分。
    3.精英竞技存在着大量寻租空间
    精英竞技的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所酿成的腐败现象并不鲜见。
   (1)公正费:我国基本上是以行政阶次组织各级体育比赛,而不是由专业的体育社团组织来操作这项事业。运动队由政府养着,比赛由政府出资,比赛结果说明的是政府业绩。因此,不管是过去的“金牌榜”,还是即将执行的“综合成绩榜”,其本质都是对政府的评价。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竞技运动的投入十分巨大,本世纪初笔者对几个省市做了一项调查,华北某经济落后省在一个全运会四年周期要用1800万才能换回一块金牌,而另一华东经济欠发达省的一块全运会金牌成本是3200万。政府作为投资者要求收回相应的效益无可厚非。然而全运会的金牌总数是相对稳定的,这块不大的蛋糕如何切法,就不完全决定于竞技实力,而是幕后的经济实力,以及操刀手是否秉公执法了。当经济手段介入时,一笔笔以“公正费”名义的贿金就出现在赛场内外。近年来对现场官员、裁判员实行比赛期间收缴手机、不准吃请收礼、裁判员临时抽签上岗执法等做法多少透露出这里的寻租空间已经很成气候。全运会期间流行的“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就是这一状态的无奈写照。
    (2)进队费:我国国家队和省市体工队长期集训的训练体制,使大量优质体育资源高密度地集中在高端。运动员进入优势项目的国家队,就意味着进入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保险箱,即使是非优势项目,进入国家队也等于拿到了全运会冠军。因此各地方就把运动员推进国家队成为最高目标。然而,由于公平选拔机制的缺失,选拔运动员全凭运动管理中心官员和教练员的伯乐相马,慧眼识珠,而被辞退的运动员又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因此运动员的进进出出,形成了一种“人事资源”,在缺乏监控的情况下,留出了寻租空间也绝非不可能。
    (3)冠名费:我国为精英竞技服务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是一个很奇特的机构。名义上是事业单位,但可以行使部分行政职能,又可以顶替社团组织,甚至还可以搞经营活动,收取各种冠名费。
    (4)地下黑钱: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即中国足协)就非常典型,它可以办比赛,选队员,派裁判,不可思议的是它还可以对“中超”实行控股,参加经营和利益分配。它们的人员也具有多重身份,可按需变脸,这次足球窝案人员一人身上竟然同时出现了“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份罪名,就是这类机构非驴非马、管办不分的性质所致。
    (二)精英竞技的经济代价
    1. 竞技运动是否为公共产品有待澄清
    竞技运动是一个不断实现自我膨胀的文化领域。由于运动项目的增加,运动会规模难以“瘦身”,运动训练和装备器材科技含量的迅速增长,运动员奖励费用的攀比提升,竞技运动已经成为一项高消费的活动。为我国竞技运动埋单的政府必须接受这一现实。
    政府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手中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身生产劳动所得,而是纳税人交纳的税金,必须用于公共服务。因此竞技运动要全部靠政府养起来,必须要确认竞技运动是一种公共产品,而无论在理论上、政策上、法律上,还是世界各国惯例上都绕不过去。在当今世界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有这种立论。
    2.运动竞赛的包袱难以卸载
    中国是全世界全国性竞赛活动最多的国家,不算运动项目单项的比赛,形成传统的全国性运动会就有十个,平均每年有三个以上。近年又增加了全国老年人运动会、智力运动会、水上运动会、大漠运动会、红色运动会。平心而论,这些运动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高,对体育发展和社会促进的作用也有限。如济南投入2000亿办全运会,广州1226亿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耗资800亿,南昌城运会投入500亿。运动会上各种事件经常发生,常常被社会舆论诟病。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这种体制已经造就了一大批非职业的“职业”运动员,无论是全运会、全国体育大会、民运会、农运会、大运会、城运会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不断改变身份混迹其中,消耗着宝贵的体育资源。于是就出现了农运会不是农民,牧民运动会没有牧民,大学生运动会上一批非大学生的专业运动员在称王称霸,而少数民族运动会变成了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的汉族运动会的种种奇怪的现象。一些退役多年的老运动员在全运会上重新启用,这也是中国体育的一大怪事。
    为了在金牌大锅里分一杯羹,一些连人畜饮用水都缺乏的省份竟然开展划船运动,一些根本不下雪、不结冰的南方省市,居然在发展冰雪运动项目,个别很穷的省市自治区在养价值几千万元的纯种比赛用马。而一些有群众基础,但未列入奥运会的传统比赛项目受到冷淡。这些怪现象的出现,都成为不该忽视的制度成本和代价。
    我国的运动会办会成本很高,开闭幕式上盛大的团体操、大型文艺表演劳民伤财,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要住星级宾馆耗资巨大,奢靡之风盛行,大量的体育经费花在与体育关系不大的差旅费上。
    北京奥运会直接和间接的投入是43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中国一年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可以养活2000万人下岗工人一年;可以建造48万座像汶川地震中无伤亡的刘汉中学。足以把全中国的中小学生全部容纳进来。
    而且,每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会必将兴建一批大型体育设施,当这些设施的建设与地方官员的“形象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相互攀比成风,运动会后成为地方政府难以卸载的包袱。我国现有可供举行国际比赛的体育场馆有6000多个,其数量居世界首位。现在运动竞赛的经费支撑这些场馆的生存,缺口很大。很多场馆不得不转交给了国资委。问题不在于数量多,效率低,而在于不肯就此罢手,还在跟着运动会的足迹继续增加。广州亚运资产拍卖也间接验证了办赛会之浪费,亚运城1.67亿资产赛后拍卖,保留价3000万元,而竞拍价才1600万元导致流拍,再度拍卖又遭流拍,无奈之下只得无偿调拨给市属行政事业单位。
    自第8届全运会以来,“东道主现象”日益严重。东道主为了获得“双丰收”、“三丰收”、“四丰收”,要“全面”超过上一届,不惜花高价借、租、买运动员,这里潜藏着许多违背竞技运动发展规律,与科学发展观向悖的非常规作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无谓的。
    3.查禁兴奋剂的制度成本很高
    兴奋剂问题这些年来引起了高度关注,查禁工作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在其他国家,不管谁吃了药都是运动员、教练员、队医的个人行为,而我国,由于竞技运动是政府一手操办的,虽然吃药也是个人行为,但国际舆论统统推到政府头上。事实上,在中国运动员连喝的水、吃的饭都是政府给的,何况乎药,我们有口难辩。我们国家不得不在查禁兴奋剂的问题上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我国各级各类运动会太多太多,查禁到省级运动会已经难度很大,省级以下几乎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
更为令人尴尬的是,每次查禁都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即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其中查与保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用司法工具的程度。
    (三)精英竞技的体育代价
    1. 精英竞技打破了竞技运动公平竞争的机制
    当体育资源向高端高密度集中后,运动竞赛公平竞争的机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会被一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力量扼杀,这时就会出现“一队独大”、“一人独大”局面,而这种局面一旦出现,这项运动就将面临危机,因为其它力量难以与之抗衡,便纷纷退出。我国有些运动项目辉煌时间很短,如男子跳高、三级跳远、女子中长跑等,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身后,就会出现一段很长的阴影,朱建华、邹振先都是这样,刘翔之后的110米跨栏是否也会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拭目以待。
    分配金牌是重创了竞技运动公平竞争机制的又一杀手。为了保护运动精英,保护优势项目的训练基地的积极性,要对运动会的金牌、奖牌实施定向分配,体育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遭到践踏,体育比赛失去了它的文化价值。公平竞争成为儿戏,观众成了被愚弄的对象。在最近几届全运会上,分配金牌成为社会舆论诟病的主要问题之一。这种做法还蔓延到国际比赛中,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
    2. 精英竞技阻断了中国体育改革之路
    人们期望2008北京奥运会可以成为中国体育分水岭,其缘由是北京奥运会后有四年时间中国体育的改革会将轻装重新走上征程。199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迈开了可喜的步伐,1995年后先后出台了《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在《体育法》总则中,明确提出“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然而,2001年申奥成功后,体育改革就此搁浅,2008年前完全停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更加依赖政府,而远离市场的倾向,体育改革的滞后性问题越来越凸显。北京奥运会后,山东全运会、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江西城运会接踵而来,让人应接不暇,体育改革全然落空,继之而来的还有伦敦奥运会、沈阳全运会、南京青奥会,体育改革无法提上议事日程,让全社会十分失望。
    周而复始、花样繁多的运动会,使体育部门无暇思考体育的改革、体育的发展战略、体育的法制化建设,于是短期行为长期化,急功近利常态化成为体育工作的特点。保金牌,甚至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当运动会上的金牌数量上升为体育系统的GDP时,全民健身只能沦为运动会的陪衬品和“同行者”;发展体育产业只能成为开运动会的集资方式;国民体质下降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3.精英竞技将学校体育逼上绝路
    竞技运动与教育本是手心手背的关系,但是由于体制上的睽隔,日益膨胀的精英竞技成为体育行政部门独办的事情,由于担心高校体育冲击和干扰运动精英的训练比赛,大学生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全运会,成为全世界独特的体育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学校不承担培养运动员的任务后,教育部门对竞技运动冷眼向洋、隔岸观火。一些体育教育家甚至主张将竞技体育彻底赶出学校,体育课不准传授竞技运动项目。学生不能掌握运动技能,学校连运动会都开不起来,甚至连体质测试都不能进行。
    4.运动人才后备力量萎缩的现象日趋严重
    我国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业余训练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遭到严重挑战,它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蚕食,一是因财政困难而彻底退出消失,二是升格为半专业、专业的运动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其中县级以及县级一下业余训练损失最为严重。业余训练的日渐萎缩,江河日下,是20多年来中国竞技运动的最大失误,有些运动项目甚至长期存在着“倒金字塔”的人才结构。这一恶果最终将要反映到中国体育今后20年的进程当中。
    现行培养运动精英的体制造成了竞技运动最远端部分的自生自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足球,1955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足球队时,发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足球的预言:“我们今天输给你们,明天输给你们,但13年之后要赢你们!”到现在四个13年都过去了,邓小平同志“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也下达20多年了,我们仍然只能将孩子们送到海外去,请外国人帮助我们培养少年精英。
    (四)精英竞技的人文代价
    1. 精英竞技剥夺了多数人的竞技运动权利
    竞技运动参与的大众性,和比赛结果评定的公开性,在程序上决定了体育比赛必定是个民主过程。人人可以平等地参加,并在活动中“获得与其天赋相适应的运动成就”,已成为一种民主权利写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但是,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少年儿童不能享受到参加竞技运动的权利。2009年出台的《全民健身条例》,在约定公民体育权利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也只是写了“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
    2. 运动员伤病问题不容讳言
    竞技运动的高水平化发展,使运动员的伤病成为常态。中国的长期集训制,使运动员训练的时间强度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伤病的问题更为严重。过去常以刘翔没有伤病作为成功训练的案例,但本届奥运会把这个神话也打破了。过去有一位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称“群众体育是终身体育,竞技运动是献身体育”,这话隐含的意思是运动员受伤得病理所当然。这种思想至今还普遍存在,在媒体上甚至把战胜伤病作为运动员的一种英雄行为来加以表彰。
    我国各级体工队的训练采取的是“时间战”和“消耗战”,不适当地延长时间以增加负荷,造成青少年运动员的大面积受伤。全国政协医疗专题组一个为期三年的调查表明:在受调查的6340名运动员中,受伤人数达到3832人,占总数的59.6%。运动队的级别越高,运动员的伤情越严重。我国羽毛球国家队队员的伤病率是100%,2001年青少年羽毛球队的伤病率几乎是200%,42名集训队员查出83处伤病。山东省田径选手60岁以下死于心脏病的占总死亡人数的56.26%;排球为62.53%,举重为67.12%,而40岁至60岁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心脏有疾患的达到100%,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常人的比例。国家女篮在宫某教练的一年多时间训练里竟有6个队员造成十字韧带损伤。
    3.不能对运动员的体现终极关怀
    中国精英运动员被称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运动员”。如果“幸福”是指可以逃避义务教育,可以不上课不参加考试就可以拿到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的毕业证书,可以不参加公考就进入公务员队伍,可以三年不上班还可以照领薪酬,那么真算得上“幸福”。近年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想解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体教结合”的主张,但收效并不大。最近,一位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承认自己在离开运动队的时候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
    由于长期的封闭环境和缺乏必要的教育,中国运动员再次进入社会的时候,还是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问题。这是中国运动训练体制特有的一个难解的问题。运动员不是终身职业,即使是已经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在退役之前也必须要完成“第二次社会化”的培训。一些未能完成基础教育阶段学习任务的运动员,升入体育院系,几年之后又回到体育系统,造成了人才的恶性循环和近亲繁殖,不断降低体育队伍整体的文化素质。
    一个负责任的竞技运动体制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要对运动员实现终极关怀,既要主动地去和义务教育接轨,也要完成成人教育阶段的就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否则这种体制就是有严重缺陷的,是要给社会留下“后遗症”的。这是制度代价的又一种形式。

三、精英竞技的终结
    精英竞技迟早是要结束它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它阻碍了体育的社会化发展进程。1989年,前苏联解体和前东德崩盘,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这两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都有发自体育体制的借口。之前的1988年,前苏联体委主任被罢免,之后的1990年东德的体委主任被送上法庭,绝非偶然。把体育文化过紧地绑在民族主义上,结果反受其累。政府主动把体育这类游戏、竞技文化胜负的偶然性承担起来,并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来解释,其危险性和尴尬处境可想而知。到了这个时候,金牌已经成为勒索纳税人,讹诈政府财政的工具。随着柏林墙轰然倒地,东德体育的这部造梦机器也分崩离析。人们惊奇的发现,失去了政府直接资助的东德体育,在刹那间被动荡的时局摧枯拉朽般击碎,其速度之迅猛,其烈度之严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行业。
    (一)精英竞技必须回归游戏本原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必须首先严肃地做第一件事,就是“工作”(work),以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当人类有了多余的财富,也有了余暇,并产生了有闲阶级的时候,便可以更多地更自觉地去做第二件事情,就是“游戏”(play)。然而,已经习惯于工作操劳的人类往往不安于游戏,总要按照工作的面貌来改造游戏。人类就是通过“竞技运动”这个媒介把越来越多的“游戏”改造成为“工作”的。竞技运动就如同一个游标在游戏与工作之间滑动,竞技运动发展程度越高,就越远离游戏,而偏向工作。当我们审视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的历史时,可以看出人们循着这条路已经走出了多么遥远的一段,使它的游戏精神丧失殆尽。政治化、职业化、商业化倾向,将奥林匹克涂抹得色彩斑斓,以致我们很难再看出奥林匹克的游戏本原。
    然而,人类是离不开游戏的,因为从一个长远的观点来看,人类毕竟还处在自己的孩提时代。古希腊时期是人类的婴儿期,古代奥运会是人类牙牙学语时代的游戏,近现代奥运会也不过是是人类学步时代的一场大Game而已。保持奥林匹克的游戏本色,就是保持人性的本色,防止奥林匹克的异化,就是防止人类的老化。      
    (二)精英竞技必须回归大众文化本原
    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提出:“文化强国需要四条标准:首先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这一形象不仅是丰富的历史文化给予的,也应是未来文化强国所具备的,是一个鲜明有力、为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第二,是需要创造出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文艺作品;第三,要有一个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这一产业同时也要负担起文化责任,不能唯利是图;第四是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社会,只有全民拥有高素质文化,我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
    这四条标准,对建设体育文化强国同样适用。体育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不仅要参加进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而且还要完成自身的体育文化建设。用这四条标准衡量当今中国的体育,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竞技运动通过北京奥运会和各种国际大赛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呈现,中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十分鲜明,并能为多数公民所认可;
    然而,可与“经典文艺”媲美的优势运动项目还远不能在竞技运动的核心项目(如田径、三大球)上称雄;至于体育文化产业,我们才蹒跚学步,不仅在观念上存有很多问题,而且在体制上还有更多障碍需要克服,足球产业出现的“唯利是图”成为体育文化产业的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体育成为公民的素质教育组成部分,演变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自觉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体育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更是一个关系到体育文化前途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竞技运动要从传统文化中挣脱出来,从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找回它游戏文化本原。
    (三)精英竞技必须回归教育本原
    奥林匹克的精髓是教育。《奥林匹克宪章》开宗明义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社会对体育的轻视与偏见,教育对竞技运动人才存在价值的估计不足,竞技运动自身发展的一些不良倾向,如过分追求功利目的,商业化、职业化的倾向,忽视运动员的文化知识学习、滥用药物等,这些虽然只是竞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暗流,但不容我们忽视,否则将会酿成奥林匹克发展的危机,造成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分裂。
    教育与竞技运动分裂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在竞技运动被挤出教育的时代,西方人的身心在宗教神学的泥淖里挣扎了一千多年,而东方则在儒教的怀抱里最终完成了“东亚病夫”的塑型。
    古代奥运会的衰亡和长期湮没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奥林匹克的意识和精神在教育中的消失,奥林匹克文化传承在学校教育中的废止。而近代奥林匹克的勃兴恰恰是打着“文艺复兴”的旗帜,乘近代教育兴起的潮流而繁荣于世的。
教育和竞技运动盘根错节,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未来的现代化社会里,它们在建造人的身体、精神、智力、情感和社会关系诸方面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对建立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无疑都是卓有功效的。
   (四)体育改革是根除精英竞技泡沫的一剂良方
    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中国体育不改革同样没有出路。中央最近对申办大型国际赛事、对兴办大型体育设施、对增加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下了禁令,为宏观领域的体育改革把握了方向。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和体育社团实体化的推进,都会从体制和机制上推动改革。体育体制一定要改,一定要抓紧时机改,早改比晚改好,主动改比被动改好。体育改革的具体路径是将“自上向下”的改革和“自下向上”的改革相结合。“自上向下”就是从政府部门开始的改革,也是以往改革的主要路径;“自下向上”是利用社会力量推进体育改革,其前提是为社会民众提供利益诉求的表达途径和表达机制,这将成为今后体育改革的重要路径。
    部门利益已经构成体育行政部门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必须破除部门利益,才有可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过去的体育改革形成的“路径依赖”就是体育部门的自我改革,因此这种改革不可能超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这种改革只能流于形式,甚至会被利益集团扭曲。
中国人民的体育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诚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所言“以后,中国人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对金牌的数字太敏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们不一定关注金牌,而是更关注自己喜爱的项目。金牌情绪的淡化,可能会让体育决策部门也来思考北京奥运会后的体育战略。”这就给终结精英竞技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也透露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在提高。
 
结束语
    《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在关于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报告》在“经验教训”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北京奥运会进程中总结出来的核心信息之一不仅仅是‘把事情做对’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对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精英竞技”做对,做到极致,做到风光华丽,但“精英竞技”在本质上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却值得我们深思。
    谢琼桓先生在近作《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一文中提出,告别悲情体育,走近快乐体育;结束焦虑体育,迎接自信体育;淡化金牌体育,欣赏魅力体育。作为原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也是中国“精英竞技”的始作俑者之一,在功成身退后说出这样的话,无疑代表着中国体育的觉醒,体育价值观的重组。而我要补充的一句话是:终结精英竞技时代,开创人文竞技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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